1967年英国要提前归还香港——毛主席处理香港问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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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毛泽东思想

摘要:按香港总督麦理浩的话说,当时在香港举行自由选举,“如果共产主义者获胜,那将是英国统治的终结。而如果是民族主义者获胜,也将带来共产主义”……

1966年,毛主席在大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世界多地民众,直接触发了后来欧洲的“五月风暴”。1967年,这股风潮逐渐波及到香港。这年5月,许多香港民众效仿大陆,手持《毛主席语录》,高举毛主席画像,发起了一场持续达5个多月之久的“反英抗暴运动”,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极大的恐慌,使港英当局遭到自殖民统治香港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1967年英国要提前归还香港——毛主席处理香港问题的启示

1949年毛主席作出“暂时不动香港”的决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向全世界郑重宣布,新中国不承认任何外部帝国主义与旧中国政府签订的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香港自然也不在我们的承认范围之内。

1949年10月,林彪的第4野战军15兵团直抵深圳河北岸。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溃败,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很快成为一些偷渡客、国民党遗老遗少、外国间谍、港英当局获利者等大多对共产党心怀不满者的聚居地,人口从50万急剧增长到200万。解放军的攻势让这些人惶惶不安,纷纷开始作逃离准备,英国朝野上下更是大惊失色。就连港督葛量洪也做好了撤离的准备,他在给英国政府的密告中说,年初在长江上被解放军炮击的“紫石英”号事件,使人认为英国软弱无力,坚信毛泽东只要想夺香港,英军无还手之力……

然而,出乎香港人、英国人以及全世界的意料,正当收复香港在军事上易如反掌、唾手可得之时,已经集结在桥头的44军,突然接到毛主席紧急电令,要求停止向香港进军;与之同时,毛主席甚至还让周总理特意指示要保障香港的饮用水供应和生活用品的供应。中共中央还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

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引发了我们的战士、我们朋友,甚至我们的敌人的不解。直到这个决定作出的十几年后的1963年3月,美国共产党还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说,“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当时的苏联也指责中国共产党鼓动别国人民革命,为什么自己不去收回香港、澳门。

斯大林曾说过“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毛主席进一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问题是与众不同的。总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用一种独特的眼光来看的。所以只有他才能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毛主席的决策往往都是时间越长,越能证明他的英明、伟大、正确。新中国诞生几十年之后,经历了很多的历史变迁,现在回过头看,毛主席在当时留下香港是有着重大的意义和远见卓识的。

而对于香港问题的处理,毛主席早就有所谋划。

早在1946年12月9日,毛主席就与西方记者谈过对香港问题的看法:“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1949年建国前,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

周总理在帮助毛主席解释为什么“暂时不动香港”时说到,“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的太紧,靠得太近。

后来的事实也一步步证明了毛主席这个决策的伟大预见性。

新中国一成立,美国不光自己敌视新中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反动政权,还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同美国保持一致。然而,1950年1月6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百天,英国政府不顾美国的阻挠,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承认国民党集团。由此,英国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对大陆的封锁,然而,很多亟需物资仍然通过香港源源不断的运往了大陆;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香港依然扮演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帮助新中国突破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在之后不久就到来的中苏交恶中,中国大陆的对外往来几乎都是以香港为“中转站”的!

此外,香港也成为民间友好人士、肩负特殊使命的人员从这里入境、出境以及进行国共联系的秘密通道,钱学森、李四光、李宗仁都是通过香港经转,回到大陆的。

在美国针对中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禁运过程中,由于中国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灵活的政策,香港作为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范围广,购量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使香港在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毛主席的决策,保留了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成为了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与沟通的“桥梁”,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也利用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孤立了美国。

没有大陆就没有香港的繁荣

1960年,周总理总结过去10年工作的经验时,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政策服务。 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就必须保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只有这样,这一方针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保障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帮助。 

内地与香港互相敞开门户,开展经贸往来,内地以优惠的价格大量供应香港生产与生活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是在60年代初内地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这种供应也源源不断。周总理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是一项政治任务。”据统计,1954年至1963年香港进口食品有43%是由内地提供的,1964年到1973年增至50%。在价格上,70年代初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低50%,原料约低30%,衣服等消费品便宜25%,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出口货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从内地到香港,几乎没下过一场雨,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居民用水极度紧张。为此,广东省政府不但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吸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而且酝酿上马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石马河的供水工程。该工程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家举办,1965年竣工后不仅缓解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困难局面。

毛泽东时代,香港在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对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样,它本身也因背靠祖国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绝不允许香港成为“反共、反华基地”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共产中国的西方国家,不过仍然同台湾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台湾一直在大陆搞游击活动,不断派遣人员、携带武器潜入大陆,其中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转运。蒋政权败走台湾,遗下数以万计的残兵败卒和蒋特分子在香港,伺机在香港和大陆制造事端。

1955年4月11日,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包乘的印度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自香港起飞去印尼雅加达途中,爆炸起火,中外乘客11人遇难,机组8人中5人丧生,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震惊。

中国有关部门事发之前就已经获得情报,台湾国民党特务准备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这架印航飞机上“放置爆炸物”。尽管中国方面通过外交渠道与4月10日向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示警,要求其采取措施保障我有关人员的安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美蒋特务机关的阴谋仍然得逞。

周恩来总理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非常愤怒和悲痛。在紧张繁忙的万隆会议期间,他始终在关注并部署着“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侦破,并决定和印度联手,敦促并协助港英当局侦破此案。1955年5月18日,熊向晖作为周恩来总理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的代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代表尔·纳·高一起到达香港。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能力,香港警方的调查证实了中方所获的情报,爆炸案果然是蒋特所为。港英当局根据中方情报逮捕了一些人,并清洗了一批混入香港警方的蒋特,包括一些参与调查、审讯、搜捕“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涉嫌人员的蒋特,其中有身居香港警察处政治部帮办之位者。

熊向晖的这次香港之行,可以说是在中国固有领土上进行的一场特殊的外交战。从这3个月的经历,他理解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自新中国诞生之际起,始终坚持“暂时不动香港”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的确英明;也体会了中国领导人在“容忍”香港“暂时维持现状”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容许将香港经营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基地”,不能使香港对社会主义中国构成任何政治威胁。

基于中国政府“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的压力,英国驻华代办处1956年3月12日在致我外交部的照会中表示:“女王陛下政府无意让香港被利用为对任何人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女王陛下政府愿意说明:如果今后一旦认为香港的设备正被有意地加以滥用的话,香港政府有自由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来对付这种滥用行为。

流亡在香港的国民党分子在每年的双十节都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但是他们把一串串旗帜拉过马路,甚至贴在别人的房子以至公共建筑物上。1956年10月10日早上,李郑屋邨徙置区办事处的职员执行上级的指示,把G座墙壁上若干面旗帜和两个巨大的双十徽牌拆去,亲台人士集结表示抗议。他们要求香港政府燃放10万头的爆竹以示道歉,还要拆旗者在蒋介石像前下跪叩头。在遭到拒绝之后,骚动开始,徙置区职员遭到殴打,办事处被捣乱并纵火。大批警察到来增援并发放催泪弹把人群驱散。然而,这只是序幕。

当天晚上10时,一大批暴徒在一面国民党旗帜的引导下,出现在九龙的闹市区。他们向左派工会掷石,并且冲击曾经悬挂五星旗的商户。暴徒翻倒车辆设置路障并纵火,又强迫商店和路过的汽车买旗。当警察出现时,暴徒就散入横街,警察过后,他们又重新集结,一直闹到凌晨5时。11日,事态进一步恶化,下午1时,瑞士参事恩斯特夫妇乘坐的士路经青山道与大埔道交汇处,遭暴徒纵火烧死。港英决定出动英军协助警察维持秩序,并下达开枪令,旋且宣布九龙戒严。

港英当局在九龙市区实施铁腕政策,可是暴徒在荃湾闹得更凶。从11日的下午到午夜,短短的7个小时内,荃湾变成了人间炼狱。荃湾动乱的起因同样是以挂旗为借口。11日下午4时半,500人集中在宝星纱厂门外,他们指摘宝星的职员干预工人在宿舍挂旗,并且纵火。左派工人被拉出门外棍棒交加,有的女工甚至被扯破衣服,赤身露体地被推来推去。纺织染福利部、丝织工会、搪瓷工会和种植公会福利部同时遭到暴徒们的攻击。面对荃湾如此血腥的事件,港英当局的军警竟对暴徒礼遇有加,不发一枪和一枚催泪弹。港英当局的本意就是纵容台湾力量,用以制肘亲共力量。

10月13日, 周总理紧急约见英国驻中国代办欧念儒。在谈话中,周恩来对在九龙的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残杀和劫掠下所遭受到的严重损失和重大伤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关切!在中共的外交压力下,港英当局出动不敢再怠慢,到10月16日,港英当局宣布,九龙暴乱已完全平息。

1957年,次年的双十节,为防止国民党再次制造事端,港英当局提前拘捕了1527 名蒋特暴徒,其中119 人被递解出境,785 人投狱,其余被关入漆咸道的集中营。此后,每到双十节前夕,蒋特分子便遭到一轮清理,在香港的势力逐渐土崩瓦解。

港人民心向共:1967年英国要提前归还香港

港英当局对于国民党势力的打压,主要是由于中共的外交压力。为了继续维持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英国在西方社会中率先承认了新中国,但中英关系发展迟缓,除名义上的“承认”外,两国间基本没有实质性交往,英国也并未摒弃其在香港的帝国主义本性。在当时冷战背景下,英国政府长期一方面暗中配合美国越战的升级,把香港变成美国侵略越南的后方基地;另一方面悄悄庇护、纵容和利用美国特务,对中国进行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港英政府对亲台的右派势力和亲共的左派力量,一直采取的是一软一硬的区别对待手段。港英当局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但对左派打压更甚,有些左派曾被以“不受欢迎的人士”名义,遣回大陆。

49年之后,港英政府依然采用老式的殖民手法进行统治。华人在政府中只能做基层工作,几乎没有发言权。执法高层更是清一色的英国人或从其它英属殖民地招来的白人,大都有着很重的歧视华人心态。除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式统治手法外,港英政府还沿用“以华制华”模式,依靠华人黑社会维持社会秩序,导致港府中存在普遍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底层民众不得不靠临时搭起的木屋栖身居住,不仅卫生环境很差,就连水电也无法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亲共的左翼力量和工会迅速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参与。

1966年,随着“文革”的爆发,香港民众中也逐渐兴起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这一现象,使得港英当局惶恐不安。后来,有的香港民众甚至因私藏毛选而受查处,甚至被法办。

不仅如此,港英当局甚至还以不许进行“政治宣传”为由,严禁反映大陆革命战争内容的影片在香港放映。各类文章中凡是提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或在影视中出现毛泽东的镜头,都要被删除、剪掉。歌星在演唱电影插曲《洪湖水浪打浪》时,只好将“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改成“爹娘的恩情比海深”。

为了抵制和削弱“文革”对香港民众的影响,压制香港同胞迅速增长起来了的爱国热情,英国更是积极配合和勾结美、苏,充当反华打手,一面在我国南大门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悍然对我耀武扬威;一面又在香港加紧迫害爱国同胞,向中国人民发起挑衅。

1967年4月13日,香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当时工人们只是派出代表,要求资方废除新订立的加重压榨工人的苛刻条款,却遭到资方的拒绝。为了打压相关人员,资方开除了92名工人及工人代表,并通过关闭九龙分厂注塑机部等手段,加大对工人的报复力度。在劳资双方20多天的交涉中,人造花厂工人始终坚持说理谈判,没有出现任何过激行为。

这本是一场极为普通的劳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但港英当局却没遵守早就制定的“警察绝不卷入劳资纠纷”规定,不仅支持资方开除大批工人,而且出动大批军警。

5月6日,港英当局收买一名工人,在人造花厂制造了一起“打人”事件。借此机会,港英当局派出大批军警介入,当场打伤100多名工人,拘捕18人,史称“五·六血案”。

为了表达对港英当局的极大不满,工人们开始走上街头,将矛头直接指向英国政府。他们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中国人民不可侮”、“英国人滚出香港去”、“强烈抗议港英法西斯血腥暴行”、“坚决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等口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12日,港英警方用棍棒和催泪弹等驱赶镇压示威者,结果又有100多名工人和前往慰问的各界人士被打伤,另有127人被捕。

港英当局的新暴行,引起了香港全社会的强烈愤慨。香港各界人士纷纷对工人表示同情,对警方的施暴行为表示义愤。工人们也毫不畏惧,继续坚持与警察对峙。鉴于事态越发严重,12日晚港英当局宣布对九龙实施“宵禁”。13日,抗暴斗争蔓延至黄大仙东头村和木瓜湾,大批群众不断走上街头聚集。16日,香港左翼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斗委会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和组织香港各界爱国人士,手持《毛主席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抗议。与此同时,香港各行各业甚至郊区农民、渔民,都加入到了斗委会,参与到反迫害斗争中。不久,香港的巴士、电车、煤气公司、天星小轮和一些大中小学校等,也出现了定时的罢工、罢课,以表达对工人正义行为的支持和声援。

反英抗暴如火如荼,中国总理发声支持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一发生,立刻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密切关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支持。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当局在美国指使下进行的一系列反中国图谋;严正要求英国政府责成港英当局立即接受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这一血腥暴行的凶手,向受害者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当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的评论员文章,宣布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坚决做香港同胞的强大后盾,决不允许港英当局肆意迫害近在咫尺的香港爱国同胞。

中国政府的声援与支持,大大鼓舞了港九爱国同胞的斗志。从那以后,到“港督府”抗议的群众成千上万,一连数日,不绝于途。抗议的大字报贴满了“港督府”的大门及围墙,使港英当局深感震撼。

1967年,香港的“五·六”“五·一二”“五·二二”血案相继发生后,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风起云涌。早在6月10日,港英机构和英资企业的万余名爱国群众,便开始了全行业的联合大罢工。从24日开始,港九海运、水陆交通、公共事业、船坞、仓库、纺织等20余个部门的5万余工人,也开始加入到联合大罢工行动中来。

各界的联合大罢工,受到香港各阶层各行业爱国群众的热烈欢呼和积极支持。

为了配合各界工人打击港英当局的嚣张气焰,港九粮油、百货、食品、土产山货、南北药材、建筑材料等63个单位,从6月29日到7月2日,举行了连续4天的联合大罢市。投入大罢市的职工、小贩和工商业者,共计达20余万人。

与此同时,青年学生也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持罢工、罢市斗争。6月27日,港九32所各类学校联合决定停课一天,以表达对各界爱国人士反对港英残暴镇压的支持。

但因为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并未放松,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香港问题上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始终坚持对香港“维持现状”的既定方针。1967年9月,鉴于港英当局对香港同胞的暴力镇压有所收敛,毛泽东明确下令“禁止香港暴力斗争”。到1967年年底,香港事态基本恢复了正常。

尽管港英当局残酷镇压爱国同胞,屡屡制造流血惨案,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表面上气势汹汹,但其实内心却是十分虚弱的,因为他们看到了大部分港人、特别是底层民众“民心向共”。

1967年,英国政府出台一份文件称,如中国军队“入侵”,英国应“部分撤离”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关人员撤出香港。1967年5月17日,在一封给当时香港总督戴麟趾的电报中,英国外交大臣明确指示说,“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不止是香港,1967年1月,在澳门左翼运动的压力下,葡澳殖民政府一度提出归还澳门。

1969年3月,英国内阁下属的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建议与中国合作解决香港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不考虑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任何解决香港问题的途径都不会成功”。这份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如果文革继续升级,来自中国的压力持续增大,英国在1969年就应撤出香港。

这份报告还揭示了英国政府在香港民主问题上的虚伪性。报告显示,英国当时坚决反对在香港进行自由选举,因为他们担心左翼会在大选中获胜。这与英国后来在香港回归前的态度截然相反。

按香港总督麦理浩的话说,当时在香港举行自由选举,“如果共产主义者获胜,那将是英国统治的终结。而如果是民族主义者获胜,也将带来共产主义”……

1974年,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和北京, 5月15日毛主席接见这位在英国很有政治影响的人物, 希思明确宣布:香港肯定将在1997年归还中国。他这一权威性表态,敲响了“香港回归”的一锤定音。所以,香港1997年归还我国就成了必然。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面对毛主席处理香港问题的大智慧,以及六七十年代港人“民心向共”的历史,对照今天的状况,还不值得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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